下文将从供给层面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中国一些媒体上充斥的令人困惑的观念——中国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引入的所谓的凯恩斯经济学。
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迅速缩小。既然资源有限，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在进行投资时就必须进行选择。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要好一些。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来填补。虽然有一定的难度，还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以便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变。
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因此，九五计划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内容的十项任务。
不同于早先主要通过限制投资或利用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治理产能过剩，在上述价格、利润、投资等市场化调节达到阶段性成效基础上，结构性改革意在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市场出清方式疏通有序退出路径，为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目标创造必要政策条件。李克强12月2日指出要对僵尸企业、绝对过剩产能的企业狠下刀子。世纪初出口增速多年高达25%-30%诱导过于乐观外需预期，高投资派生更大产能过剩需较长时期消化。再次重申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去除所谓刚性泡沫预期。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高层定调年度经济政策的常规性会议，然而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寻常。三是借助发展阶段优势，十多个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增速高于全国中位数，3-4亿人口区域弯道追赶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
从借助市场机制完成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要求而言，新的改革组合措施很有必要并势在必行。化解扩张期高投资带来产能过剩是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目前双重调整的艰巨任务。另外工业品子部门价格与利润降幅以及投资增速降幅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显示市场价格-利润变动机制对过剩部门投资增量发挥明显抑制作用。二是可加快推进农地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宅基地流转权，以更好实现房地产去库存与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标，并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创造合理政策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改革破冰期调整决策具有传承性与一致性，提示直面调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一类是景气扩张期积累失衡因素传导并外化为金融风险，表现为近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尤其是次级类与可疑类贷款比例较快增长，个别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发生。一是扩张期产能过剩形成背景不同。新金融风险与下行周期不良贷款等传统风险形成机制不同，其滋长繁衍速度更快与潜在冲击更大，尤其需要重视与专门应对。
另外近年一些实质具有庞兹融资属性的商业模式，以金融创新等概念包装并流行发展成为新金融风险源。结构性改革内涵与建议 结构性改革包含减税与放松管制等激发市场活力政策，然而不应与经济学供给学派简单划等号。
二是贸易条件持续改善，2012-14年贸易条件指数值提升20%，考虑贸易条件后2012-2014年国内总收入（GDI）增速分别为8.6%、7.9%、8.1%。他回应耽误时间论说：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
这类风险因素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再次，长短期政策相互配合化解房地产过量库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动调整，高层决策围绕是否应退够问题出现争议，回顾这段历史对理解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具有启示意义。改革新政破解调整难题 首先，结构性改革新政意在疏通退出环节以实现去产能目标。退够方针实施结果，确实伴随中国经济增速从1978年约11.7%回落到1980年7.8%，又进一步下降到1981年5.2%。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
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过去几年调整周期失衡与推动结构转变总体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最困难阶段，走出调整隧道最深部位仍需更大努力。
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把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确定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过本轮双重调整也存在有利条件。
一方面要素价格上升与本币实际升值内挤外压，倒逼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需培育足够体量规模的新增长动能才能走出低谷，因而比早先调整更加深刻。这就要求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创造更为分散化多样化新增长动能，也比早先调整更困难。
就其实质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矛盾助推双重调整的关键举措，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部署，也科学的宏观调控的探索实践，也是中国针对后危机时期经济困难的求解之道。依据官方会议新闻稿，过去十余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来年工作任务，最少五项最多八项，前三项最为重要。随资产货币化加深通胀更容易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带来过度杠杆化与金融风险因素需较长时间调整。一是需重视保障退出企业的普通员工利益，市场出清与企业退出应优先妥善解决拖欠员工薪酬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
市场经济环境下消化产能过剩需综合利用几个环节机制性手段：一是过剩部门价格较大幅度下降倒逼调减产能，二是过剩部门投资较大幅度回落抑制产能增量，三是部分难以自生企业有序退出完成存量调减。同时强调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政策，要求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第11次中财领导小组会议与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方针。
三是失衡调整路径不同。明确要求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也可圈可点。
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对目前形势具有针对性，有望对完成双重调整并向新周期与新结构转换产生牵引推动作用。近年前两个环节调节取得明显效果，然而打通退出环节面临较多困难。又如北方某煤炭主产区铁路运费高于沿海地区，原因之一在于该内陆地区大宗货物替代运输条件相对不足与铁路运费垄断定价所致，也有探讨与改进空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两类金融风险压力上升局面。
然而当时领导层和社会上对调整政策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一致，有观点担心实施调整方针会耽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光，因而调整方针贯彻落实不力。从改革时代经济周期涨落背景看，中国目前处于第四次下行调整底部，几方面原因决定本轮调整时间长难度大。
他明确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观察经济数据可见，近年调整期工业品子行业价格下降幅度与早先两次扩张期涨价幅度具有显著反向关系，显示行业相对价格变动提供引导产能过剩部门调减产能信号。
中共十八大以后决策层经济要务表述与早先时期具有延续性，然而随客观形势演变更多呈现动态演变趋势。然而受政策预期与地方政府干预等方面因素影响，丧失自生能力企业退出环节不够通畅